商周文化特点？

一、商周文化特点？

首先都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主脉，天人合一，敬畏天地神明、重德行善。说周人不信神不对。商凡事占卜，周人信神程度差一些但依然是信神的：祭祀、战争都要占卜，成人礼选日子、选主持人的时候就要占卜，很普遍。占卜的基本作用就是决疑，问神决疑，卜、蓍是两种与神沟通的工具。这在《尚书》、《礼》里面有大量的记载，还如斋戒后在祭祀仪式上奏乐致神降临，只是近现代意识不承认罢了。

商周都建都在古中原地区，也就是黄帝早期活动的地区（嵩山一带），建都都在洛下，这也是华夏衣钵的共同选择。从文字看，周先是一脉继承了商，后又依据典籍回归上古文字，最后形成了融合。礼仪上也是。王子朝奔楚导致上古典籍流向民间，直接触发了春秋百家争鸣，其实是上古文明的再度传出与弘扬。相比商，周是在前面朝代沉淀的基础上集大成，更成熟。

区别在于朝代特点、具体特色，为“纬”，但“经”不变并愈发成熟。“改正朔、易服色”：改的是元旦的起点而不是整个阴阳合历的本质；服饰“上衣下裳、交领右衽”不变、盘发戴冠不变，变的是颜色、款式细节。同样道理，包括陶器等生活器具、制度等其余的所有方面，变的是局部的具体特色，文明结构不变，核心、主轴不变，各朝带来自己的特色，华夏文明因此不断创造繁荣而深厚、而丰富多彩。

二、商周时期是什么文化？

（1）商朝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音乐：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

宗教：据商代的甲骨资料来看，殷商时代的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信仰对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对象。但这些自然神祇仍属于万物崇拜，变化有限，比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

（2）周朝

思想：周朝思想上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儒、道、法、墨、兵等各家学派百花齐放。

绘画：周朝文献记载是颇为丰富的，特别是壁画。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楚国的诗人屈原《天问》反映的内容，可以窥见当时壁画所曾有过的巨大规模。

雕刻：周朝时期雕刻技艺远不如同时期希腊雕刻的水平，大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刻作品尚未发现，当时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随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制成动物形、人形的青铜器和漆器及其它工艺美术品。

三、商周礼乐文化的高度？

商周文化的高度是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

四、商周语言文化演变的研究？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该成果的最大意义是揭示了商周文学语言的巨变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进步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典诰巫卜语言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一部分文学语言因袭殷商，另一部分文学作品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普通书面语，这是文学语言一次质的飞跃；二是在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现代文学语言革命已广为人知，而商周文学语言巨变却无人论及。该成果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2.可以促进中国文学的语言研究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多关注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方面的论题，文学语言研究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历年国家社科基金很少有此类项目立项，而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语言研究的缺位，显然是不完整的中国文学研究。

3.可以促进商周文学语言发展的宏观研究

迄今商周文学语言研究多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诗经》、《国语》等作品个案探讨，缺乏纵向、宏观、整体、联系的研究，而商周文学语言最值得研究的恰恰在于它的宏观进展，要通过纵横比较才能揭示当时文学语言的巨变。

4.可以破译诸多商周文学语言之谜

商周文学语言尚有很多未解之谜，例如：中国最早的文学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尚书》所收28篇作品历时1500多年，为什么从中看不出语言的时代差异？《诗经》风雅颂语言为什么难易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西周文学语言古奥与平易两种风格并存？为什么《国语》西周散文语言与《尚书·周书》语言深浅不一？等等。该成果试图破译这些商周文学语言之谜。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中国文学语言早期形态———“殷商古语”的基本特征，揭示西周时期“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形态语言并存的情形，以及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历史趋势，展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语言因革的过程。具体地说，该成果内容有四大要点。

(1)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最早形态———“殷商古语”。以殷商作为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以殷商甲骨文、铜器铭文、《尚书·商书》作为研究殷商文学语言的文献载体，将这些文献语言称之为“殷商古语”，在分别探讨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文诰各类文体语言特色的基础上，提炼出“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共同形态特征。

(2)探讨西周文学语言的因革。该成果将西周文坛语言分为“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殷商古语”是从殷商沿袭而来，而“文言”则是周人自己的语言创新。该成果从文学语言自身继承性、西周初年周人文化心态、西周史官构成及其语言素养以及周人对殷商王朝看法几个方面，剖析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原因，结合文献语言实例，重点阐述西周继承“殷商古语”及其两大新变。

(3)研讨西周“文言”创新的情形。该成果将“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书面语言进行多方面比较，说明“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该成果选择《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作为西周运用“文言”的文献范本，具体分析各种文体作品运用“文言”的特点，从中提炼“文言”的共同形态特征，指出“文言”优势及其取代“殷商古语”的可能性。

(4)研究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因革过程。为了揭示旧语言形态的消亡和新语言形态的兴盛，该成果选择以春秋铜器铭文作为“殷商古语”的范本，以《诗经·鲁颂》作为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的范本，以鲁国《春秋》作为“文言”的范本，通过这三个语言范本的分析，来展现“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最后对“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原因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该成果提出八个重要观点。

(1)提出了“殷商古语”的概念。该成果将殷商文学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学语言称为“殷商古语”，以“殷商古语”作为中国文学语言最早形态。该成果具体分析了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文诰各类文体语言特色，从中提炼出“殷商古语”的形态特征。

(2)指出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以及《周书》《周颂》《大雅》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以及《国语》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是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

(3)具体分析了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四点原因。第一，文学语言本身有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不会因为商周鼎革而轻易改变；第二，在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奔周，成为西周前期文坛的主力军，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第三，从西周初年历史来看，“小邦周”的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即使是在周人夺取天下政权之后仍然如此；第四，西周统治者将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由于以上诸种因素，西周前期主要文体都选用古奥的“殷商古语”。

(4)赋予“文言”概念以新的内涵。此前学术界所说的“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王力)。按照这一“文言”概念，“殷商古语”包含在“文言”之中。该成果则将“殷商古语”从传统所说的“文言”中区分开来，将殷商文献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献语言称为“殷商古语”，而将从周民族兴起并逐渐流行的书面语言称为“文言”。传统的中国文学语言形态是“文言”与“白话”“两段论”，该成果将“殷商古语”从“文言”划分出来之后，这样中国文学语言形态就由“两段论”变为“三段论”：“殷商古语”“文言”“白话”。这是该成果对中国文学语言形态的一个重要判断。

(5)探讨了西周“文言”的发生发展状况。该成果认为，《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体现在词汇难易方面，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出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6)论证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历史过程。春秋时期，某些运用“殷商古语”的文体逐渐走向了式微或者消亡的道路，如甲骨卜辞不再有人写作，《尚书》文诰誓命也大幅度减少；某些文体(如《诗经·鲁颂》)本该用“殷商古语”创作，却改用“文言”创作；某些源于西周运用“文言”的文体(如《国语》春秋散文和《诗经》春秋风诗)在春秋时期得到继续发展，由此巩固并发展了西周“文言”的成就；“春秋”则是运用“文言”创作的新文体。春秋时期文学语言的总体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持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语言的因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基本上在此时宣告完成。

(7)具体剖析了“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原因。从宗教方面看，神学地位动摇直接导致甲骨卜辞刻写的终结；从政治方面看，随着西周王权由盛转衰，王朝颁布的文诰日趋减少，文诰的书写载体从简帛转移到彝器，供贵胄子孙赏玩。从平王东迁到春秋末年，东周王朝史官因对王室失望而重新演绎夏、商末年史官奔逃故事，这使“殷商古语”创作队伍趋于解体；从审美风尚来看，王侯卿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重大变化，他们竞相抛弃商周古艺术，喜爱新艺术；从创作和接受心理来看，春秋以后作家不愿再用“殷商古语”写作，读者也不愿读“殷商古语”。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语言因革。

(8)提出中国文学语言两次解放的观点。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变化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语”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时期，“殷商古语”继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尝试运用周人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周人“文言”逐渐取代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殷商古语”，成为自春秋战国至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学语言，这是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大变革；二是在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第二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是由当时文坛领袖胡适、陈独秀等人振臂提倡，它来得迅猛而剧烈，堪称是一种“断崖式”巨变，而第一次语言变革则呈现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唯其如此，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而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八点创新，完整地勾勒出商周文学语言因革的轨迹：“殷商古语”为中国最早文学语言形态，西周时期“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语言形态并存，春秋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实现了由“殷商古语”向“文言”的变革，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因革就此宣告完成。

五、商周文化在哪里发展？

进入阶级社会后，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吸收和融合了包括中原夏商周文化的多种因素，并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为繁荣强大的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夏商周中原文明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面貌，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份，并对本地区青铜时代族属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远意义。

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当然，文化的交流是互动的，在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的遗存中也发现有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但所占比例甚小，且主要集中在郑州商城、殷墟等城市遗址中，可见中原地区与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交流并不是对等的。淮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特质明显地表现出其输入和接受功能远远大于其输出和辐射功能。

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动态体系，在各个分支文化系统中都可见到大量存在的文化传播的事实，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存在着文化渗透、融合、同化和分化的特征，从而使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当然，夷夏融合和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代就能完成得了的，在夏商周之后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具体到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化进程而言，夏商时期是其积渐发展时期，西周时期则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大放异彩，其地位非同一般

六、龙山文化 炎黄 和夏商周有哪些比较成熟的旅游探访景点吗？

谢邀。

个人认为，西安的话半坡博物馆是营建的最好的一个史前文化的博物馆，展品丰富，建筑基址和墓穴遗址保存的很好，票价合理。

章丘城子崖遗址印象应该没有博物馆，但相关文物在山东博物馆和章丘博物馆都有集中，值得一看。同样的山东大学博物馆收藏也算比较丰富。

当然如果你能够参访这些地市的考古研究所，会得到更多的收获，一般开具介绍信即可。

七、什么文化为商周青铜器？

我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具，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青铜器的数量可以表示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就是鼎。远古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食器中包括鼎、鬲等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礼器。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商周青铜器

年代

商、周时代

记载文献

《春秋公羊传》

拼音

shāng zhōu qīng tóng qì

简介

西周中晚期我国形成了列鼎制度，据《春秋公羊传》记载，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同时。与鼎一同出现的还有簋，通常为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在西周中晚期的墓葬制度中，鼎为单数而簋为双数。青铜鼎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制也在发生变化。商代早期多为圆腹尖足，也有方鼎。到了中期出现了扁足鼎等等。商代晚期尖足鼎逐渐减少，圆腹柱足鼎开始居多，鬲鼎逐渐多了起来。《尔雅》记载“鼎之款足者，谓之鬲”。鬲鼎也称为分裆鼎，是鬲和鼎的混合体，鼎从商代开始铸有各式样的神秘纹饰，多为兽面纹，如饕餮纹、蝉纹、象纹等等，纹饰变化巧妙。容器内部铸有族徽或祖先的名字。

八、夏商周文化艺术特点？

经历了漫长的远古时代以后，我国古代社会大约在跟今4000年左右进人到文明时代。相传在尧、舜、禹的时代，实行原始的民主传贤制—禅让制度。从大约公元前2070年开始，禹之子启继承父位，正式建立夏朝，从此，贵族世袭制取代民主传贤制，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至大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代纣，建立周朝。夏商周时代，又称三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文化的许多重要范畴、观念正是在三代奠基、形成的。

夏代的历史与文化，古书记载极为简略，难考其详。商周以来，“有册有典”，文化吕明，故为古今学者所称道。不过，古代学者为表彰周代文化的进步，每每通过比较三代文化之异同以见周代文化之富博。由此我们可约略推荐夏代文化之概要及三代文化的特点。

《礼记·表记》用概括性的语言，描述了三代文化的演变及历史特点:

夏道井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其民之欲，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丈。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其民之蔽，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渐，贼而蔽。

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这既是对三代文化的重要区分，又揭示了三代文化的历史特点。所谓夏道，应包含夏代及夏以前五帝时代的文化面貌，尊命即尊占卜之命、巫现之行，那时的神灵观念尚未充分发展，所以说远于鬼神。由此可见那时的民风“尚忠”、“尚朴”，保留着蒙昧时代的特点。《史记·货殖列传》就指出:“夏人政尚忠朴。”尚忠就是尚愚，《盐铁论·诏圣》说“夏后氏不倍言”，“不倍(背)言”为忠为信，但不知变通便是愚。传说时代的蛋尤，就是一个愚蠢痴呆的典型。而尚朴即尚俭朴，那时物质生活匮乏，即便是率领民众治水的大禹也只好“菲饮食”、“恶衣服”(《论语，泰伯》)，更不用说普通百姓。所以《礼记·王制》说“夏后氏以飨礼”，就是端正民众俭朴之风。

尽管夏人“政尚忠朴”，但夏朝的许多制度、礼仪、文化等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孔子就以自己懂得夏代礼俗为荣耀，不仅对夏代以来流传的“韶”乐十分欣赏，认为它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甚至主张实行夏代的历法。

殷人尊神事鬼，先鬼后礼，表明殷人虽已有礼，但居文化主导地位的是鬼神和巫术，人道之礼必须屈从鬼神之意、巫卜之辞。因此，尊神、重巫、尚鬼使殷文化的显着特点。

九、夏商周的湖湘文化特点？

答案如下：

湖湘文化与中原腹地文化是同宗同源的中原文化。在夏商周时期，湖湘属于楚国地区。

受来自夏商王朝的打压。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在夏商周时期楚地就产生了文字。出现了帛书，诗歌散文。和书写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化精英。后来楚国文化继承并发扬光大。

十、夏商周的经济政治文化特点？

1、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

2、神权与王权结合，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

3、形成了完备细分封制和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巩固奴隶主统治。